张文明, 陈嘉晟｜中小学生肥胖问题研究：校际差异及时间分配表征

Original 张文明, 陈嘉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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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肥胖问题研究：校际差异及时间分配表征

文 / 张文明, 陈嘉晟

摘要：学校是否会形塑学生身体？为回答这一问题，基于“中小学生学习情况及学习环境调查（2020）”数据，通过“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视角，运用潜在剖面分析、多层次次序Logistic回归，探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层面的校际差异与个体层面的时间分配模式是否对中小学生的肥胖程度产生影响。研究发现：（1）在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学校评级与学校性质分别会对小学生与初中生的肥胖程度造成影响；高中阶段学校因素的影响不显著。（2）肥胖程度在时间分配模式上呈现出两种不同表征并随学段发生变化。在小学与初中阶段，作业型、均衡型与游戏型3种较多静态时间分配模式的学生更容易发胖。（3）中小学生肥胖的时间分配随着校际差异存在异质性表征，初中阶段尤为明显。相较于民办初中，公办初中的学生更容易因时间分配的不均衡而“致胖”。因此，在学校及学生健康政策制定中应当充分考虑中小学生肥胖的结构性特征，通过对作业、手机（游戏）、运动以及睡眠的时间进行政策性干预，进而从影响肥胖的外部因素角度有效遏制超重、肥胖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 肥胖 ; 以个体为中心 ; 校际差异 ; 时间分配模式

作

者

简

介

张文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陈嘉晟，通信作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目

录

概

览

一、问题的提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四、分析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超重、肥胖已成为影响我国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问题。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显示，6~17岁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接近20%，6岁以下儿童则达到10%，超重肥胖比例上升速度较快。为此，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6个部门（2020）联合发布了《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以强化在预防青少年肥胖中家庭、学校、医疗机构、政府的核心责任，从而有效遏制青少年超重、肥胖的扩张。

基于此现实议题，近年国内学者非常关注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问题。相关研究通过对系列调查数据分析，普遍认为青少年超重、肥胖是由于生理、心理、生活方式、遗传、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地区等诸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汪志胜，等，2020）。但是，从研究视角看，国内研究者仍然采用较为传统的“以变量为中心”研究范式，鲜有采用国际学界倡导的“以个体为中心”研究范式，而此研究范式的转变对于青少年发展研究则有重要意义（朱晓文、刘珈彤，2019）。“以变量为中心”的范式主要探讨各种直接相关因素对青少年身体质量指数或者是出现超重、肥胖检出率的影响，“以个体为中心”的范式则主要将青少年日常生活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探讨青少年日常生活背后的潜在模式，从而分析不同生活模式在身体质量指标上的差异。显然，“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比“以变量为中心”的分析更能通过全面地还原青少年日常学习生活情况来“客观地”讨论其在超重、肥胖现象上的差异及原因。

在身体与健康研究中，健康不平等为近些年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焦点（Harris & Schorpp，2018）。相关研究较多地把肥胖等归为身体范畴（福柯认为的“政治的身体”），并探讨其社会意义。这类研究主要讨论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个人健康水平的影响，认为个人身体健康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阶层的烙印，而这种烙印过程是通过阶层认同、情感支持、资本转换等一系列社会性机制予以达成的（王甫勤、马瑜寅，2020）。对于青少年时期的健康不平等，研究者往往会将目光聚焦于健康不平等的代际传递（谢东虹、朱志胜，2020）。有研究表明父辈的肥胖显著增加了子代肥胖的几率（Dolton et al，2015）。以往研究认为家庭的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往往是导致青少年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梁海祥，2017）。但是，本研究认为对青少年中小学生（以下称中小学生）这个“被外界环境规训的行动者”而言则应该考虑到家庭以外的学校因素。“学校不仅是教育孩子心智的场所，同时也参与了监控并形塑了其身体。”（克里斯•希林，2010，p. 20）拥有较少资源学校的学生在时间分配模式上与拥有较多资源学校的学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Wolf et al，2015），后者中的学生往往会分配更多时间在体育保健等有益健康的活动上（渡部かなえ，2017）。显然，将中小学生肥胖这个身体问题归结为运动以及其他社会因素更容易被接受，但是关注作为“存在精细化时间、固定化空间和同一化身体”（郑淮、徐胜阳，2016）的学校对学生身体影响的研究较为缺失。学校教育与学生健康亦是息息相关（杨睿，2017；渠敬东，2019），学校有能力确保孩子与致命疾病相隔绝，监控身体遭受虐待的迹象，有机会得到营养均衡的膳食，并参与体育锻炼。不仅仅在学校内部，目前以升学率作为核心目标的“学校任务”实际上已经几乎无缝地延伸到了家庭，家庭生活中学生的娱乐、睡眠、休憩等时间都会被“占用”，时间作为行动的表征则正在成为影响中小学生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变量。

为了论证上述思考，本文运用“中小学生学习情况及学习环境调查（2020）”数据，主要回答以下两组问题：（1）学校区位（城乡）、学校性质（公民办）、学校评级（学生对就读学校的自评）3个学校层面因素是否会对中小学生的肥胖程度产生影响？（2）不同时间分配模式的中小学生在肥胖程度上是否存在差异？如有差异，这种差异呈现出什么样的结构特征？同时，这种差异在学校层面是否有异质性？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时间分配因素与中小学生肥胖

时间分配对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Hunt & Mckay，2015），所以讨论时间因素与中小学生肥胖现象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国内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彭莉与谢慧松（2006）对重庆市1079名12~18岁中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越少，出现超重、肥胖的可能性越大，每天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的中学生群体，其发胖几率最大。每天锻炼时间在30分钟到1小时之间的中学生群体发生超重、肥胖的几率相对较低。李玉兰等（2012）则对湖北荆州市1145名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每天的睡眠时间、运动时间、作业时间、电视游戏时间对小学生发生肥胖的几率具有显著影响。睡眠时间与运动时间对小学生发生肥胖的几率有负向影响，而作业时间与游戏时间的影响则是正向的。但是上述研究均以描述性分析为主，未能采用多变量分析方式对其他变量进行控制。在此基础上，杨东玲等（2015）探讨了小学生做作业、阅读、玩电脑游戏等静态行为对身体质量指数（BMI）的影响。通过控制性别、年龄、饭量、睡眠时间等变量后，发现在周一至周五上学期间，作业时间每增加1小时，发生超重、肥胖的几率相应增加13%；玩电脑游戏时间越长，BMI也相应增大。马颖等（2017）以广东深圳、清远、阳江3市3020名初中、高中生为调查对象，探讨日常睡眠时间、运动时间与超重肥胖的关系，研究发现睡眠时间的缺乏是造成中学生超重肥胖的关键因素。上述研究均是对特定一个地区数据进行分析，那么，对于全国来说上述结论是否有普遍意义？部分学者专门对国内讨论青少年超重、肥胖与时间因素关系的研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体育锻炼时间以及看电视时间在超重肥胖的检出率关系上存在较大地区性差异，特定的地区数据缺少整体解释力。究其原因，认为这是以往研究的样本量较小，地区覆盖率不足导致的（熊琰等，2009）。为此，有学者用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数据，探讨全国9~11岁中小学生体育锻炼时间、静态行为时间与超重肥胖的关系。在控制了地区等宏观变量后，发现超重、肥胖的检出率上有显著的城乡与地区间差异，城市学生的检出率高于农村地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肥胖率也相应提高。对于男生来说，每天体育运动时间小于1小时的在超重、肥胖检出率上显著高于每天体育锻炼大于1小时的学生。对于女生来说，课后家庭作业、视屏时间越长，超重肥胖检出率也相应提高（程兰等，2016）。

与国内研究不同，国外对于时间因素的研究在21世纪初开始逐渐出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向，从以往的“以变量为中心”的范式转为“以个体为中心”的范式（Ferrar et al，2013；Wolf et al，2015；Hunt & Mckay，2015）。这种“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更为符合默顿笔下的“参照群体”论，更为社会学化。近年来，研究者逐渐以此视角来探讨时间分配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关系。其中，沃尔夫等（Wolf et al，2015）通过对504名低收入城市非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青少年进行调查后发现，其课外的时间分配模式主要有学业型、工作型、电视游戏型以及社交型4类，其中，学业型的青少年的各项适应水平最高，身心较为健康，而社交型的青少年学习成绩最低，问题行为最多。法拉利等（Ferrar et al，2013）对2001年至2010年间“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以此来探讨时间分配模式与青少年的健康问题，归结出了29种时间分配模式。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青少年更可能将时间分配给电视、游戏等视频活动，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少年更可能将更多的时间分配在自己的学业上。因此，认为对青少年的时间分配模式进行研究可以针对性地干预其健康问题。随后，他的研究团队继续探讨了青少年饮食、时间分配模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超重、肥胖的关系。通过对1853位9~16岁澳大利亚青少年的调查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超重、肥胖的青少年有近30%存在不健康的时间分配模式（长时间使用电视、游戏等屏幕设备）（Ferrar et al，2015）。

在综合国内外研究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影响中小学生肥胖程度的“时间分配假设”——即，不同时间分配模式的中小学生在肥胖程度上存在差异。其中，将更多时间分配在睡眠、运动上的学生其发生肥胖的几率低于将更多时间分配在静态活动（做作业、玩电子游戏）上的学生。

（二）学校因素与中小学生肥胖

维持正常身材往往需要摄入与消耗的热量之间保持平衡。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许多“致胖环境”的出现往往会打破这种平衡。已有研究指出，学校环境也开始成为导致青少年超重、肥胖的潜在原因（Anderson et al，2006a）。有财政压力的学校则更倾向于采购不健康的垃圾食品，学生也更为容易接触到这些食品，从而整体学生的身体质量指数（BMI）相对提高（Anderson et al，2006b）。格里等（Gray，2016）选取了美国纽约20所公立小学中1387名学生，试图探讨学校层面因素（是否供应免费的午餐、非白人比例、英语学习者数量等）对小学生BMI的影响。通过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后发现，当第二层模型加入了学校层面变量后，组内相关系数（ICC）显著变小并且变化比例超过80%，这表明学校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文化指标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BMI变化。同时，研究还发现不同学校在水果、蔬菜、牛奶等健康食品的供应量与户外体育锻炼时间上也存在着一定差异。

同时，不同地区学校在肥胖检出率上也存在一定差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于2011年发布的《纽约市幼儿园至八年级学生肥胖报告》显示，学校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与肥胖的检出率显著相关，贫困地区学校学生在肥胖的发病率上历年高于非贫困地区。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在日常行为上的差异导致的。有研究表明，乡村学生“尝试吸烟”的比例高于城市学生，从而导致了农村男性“超重”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男性，乡村女性“肥胖”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女性（Plotnikoff et al，2004）。克诺斯洛等则尝试探讨青少年学校环境、肥胖风险与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通过多层次模型分析后发现，在浪漫活动（情侣关系数量）较高的学校、学生平均BMI较低的学校与体育活动参与率较高的3类学校中，青少年的肥胖风险与学业表现之间呈现出负向关系（Crosnoe & Muller, 2004）。青少年肥胖与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由诸如学校之类的教育机构与不同BMI类别的学生进行不同互动造成的（Branigan，2017）。

在我国，学校也同样形塑了学生的日常行为、管理着学生的身体（李彩虹、朱志勇，2020）。更为复杂的是，我国一直存在着学校之间的城乡差异、公民办差异以及学校办学质量差异。已有研究表明，目前优质师资与教育资源往往集中于城市甚至是城市中心地区（吴愈晓等，2017）。其次，公民办学校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部分地区民办学校的生源、学生学业表现以及师资出现了全面优于公办学校的现象。因此，根据参照群体理论，对个体行为的塑造往往需要来自周围参照群体的压力驱动，不同学校类型则给中小学生提供了不同参照群体，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时间分配模式。近年来已有研究专门对此进行探讨，发现学校越靠近中心城区、家校互动越频繁，学生更倾向于将更多的周末时间分配给课外补课，同时也塑造了更有竞争压力的参照群体，对学生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朱晓文、刘珈彤，2019；吴愈晓、张帆，2020）。那么，学校区位（城乡）、学校性质（公民办）以及学校评级（自评层级）是否也会对学生的肥胖程度造成影响？针对这一研究空白，本研究提出影响中小学生肥胖程度的“校际差异假设”，即不同区位、不同性质、不同评级学校的学生在肥胖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实施的“中小学生学习情况及学习环境调查”。调查关注中小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身心健康、学习情况、学习环境、电子产品使用以及阅读情况。问卷中涵盖了中小学生就读学校性质、学校所在地以及在本地区学校的排名（学生对就读学校的自评）等学校情况，也包括了上学期间每天的睡眠时间、运动时间、作业时间、电子游戏时间等时间分配问题。因此，对该问卷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管理、睡眠管理、读物管理、手机管理、体质管理”5大管理问题（陈宝生，2020）。该调查于2020年11月开始，联合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通过问卷星平台在全国发放问卷。其中，小学与初中生的问卷由监护人与学生本人协同完成填答，高中生则是由本人完成填答。通过识别填写问卷设备的IP地址，将未能识别出准确IP地址与来自同一个IP地址的观测删除，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1323份，分布在北京、上海、河南、山东、吉林、内蒙古、安徽、浙江、云南、贵州、青海等全国28个省（市）及自治区的城市和农村。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属于一种全国性、大样本量、多地点、多机构合作的非概率样本。郭申阳等（Guo & Hussey，2004）指出，这类非概率样本有助于克服抽样过程中的地理集中性和隐藏的选择性偏见所带来的误差，从而可以提高样本代表性与统计推论可靠性。尽管如此，由于某些省份获得的样本量小，出现了数据分布不均衡等问题，虽然对部分观测数据进行了再处理（将样本量小于100地区的观测数据剔除），但是也必然会由此产生“非随机样本”的局限。

（二）变量设置

1. 核心解释变量：校际差异与时间分配模式

在问卷中询问了中小学生就读学校的相关信息，主要包括3个题项：“1.您的学校位于？（1）省会/直辖市；（2）地级市；（3）县级市（县城）；（4)乡镇。2.您的学校类型？(1)公办；(2)民办。3.在当地，您的学校排名？(1)最差；(2)中下；(3)中间；(4)中上；(5)最好”。其中，第一个题项试图获取中小学生就读学校的区位信息。其中，直辖市、省会城市与地级市代表了城市地区，而县级市（县城）与乡镇则更多代表了农村地区。本文对此进行了再编码处理，将直辖市、省会与地级市合并编码为城市，而县级市与乡镇合并编码为农村。由于我国教育部门明令禁止对中小学学校进行排名，所以对于学校排名的测量往往是非标准化的。问卷题项中的学校排名主要是家长或学生对就读学校的自评，该测量更多意义上代表了一个学校在地方社区中的口碑和自评认知。在数据清理过程中，本研究将自评最差与中下的学校重新编码为弱校，中间与中上重新编码为中校，最好则重新编码为强校。本研究主要通过学校区位、学校性质与学校的评级3个变量来测量中小学生就读学校的校际差异。

同时，问卷中也询问了中小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时间花费，主要包括4个题项：“1.上学期间，您平均每天睡多少小时？（1）5~6小时；（2）6~7小时；（3）7~8小时；（4）8~9小时；（5）9~10小时；（6）10小时以上。2.上学期间，您平均每天运动多长时间？（1）不运动；（2）半小时以内；（3）0.5~1小时；（4）1~2小时；（5）2小时以上。3.上学期间，您每天放学后做作业的时间？（1） 0~1小时；（2）1~2小时；（3）2~3小时；（4）3~4小时；（5）4~5小时；（6）5小时以上。4.您每周玩电子游戏（手机游戏、电脑游戏、主机游戏）的时间？（1）0小时（不玩游戏）；（2）0~1小时；（3）1~2小时；（4）3~4小时；（5）5~6小时；（6）7小时及以上”。由于上述变量均为5分类及以上的定序变量，本研究采用中点赋值的方式对其编码赋值并在分析过程中将其近似为连续型数值变量处理。

本研究采取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技术，尝试根据睡眠、作业、运动、游戏时间4个外显变量发掘出背后时间分配模式这一潜在变量。与传统的聚类分析不同，潜在剖面分析可以提供多种统计指标来判断模型的拟合程度高低与类别划分的准确性。常用拟合指标为AIC（赤池信息准则）与BIC（贝叶斯信息准则）。一般认为，潜变量模型的AIC与BIC两个指标越小，模型相对拟合更好（邱皓政，2008，pp. 38−39）。表1展示了潜在剖面分析模型的拟合指标与最小组人数占比。为了划分出更为合适的潜在类别，研究者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多重因素。首先，单纯从模型拟合指标考虑，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潜在类别数的增加，AIC与BIC这两个指标也逐渐下降，这说明中小学生的时间分配可能存在多种潜在模式。其次，我们从最小的组的人数占比角度考虑。虽然分成6个潜在类别的模型拟合指标最好，但是最小组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1.92%，潜在类别划分过细不利于后续解释与分析。综合考虑模型拟合度与最小组的人数占比两个因素，最终选择包含5个潜在类别的时间分配模式变量。

表2则展示了5个潜在类别模型在4类时间上的边际均值与每个潜在类别的人数占比。潜在类别1在作业时间投入上（均值4~5小时）明显高于全样本中作业时间的均值2.394②，本研究将其命名为“作业型”，占总人数的7.86%。潜在类别2在一周游戏时间均值（每周5小时）上的投入上明显高于全样本中游戏时间的均值1.055，为此将其命名为“游戏型”，占总人数的13.03%。潜在类别3与其他4个类别相比无突出的时间分配，但是人数占比高达45.78%，代表了样本中的普遍情况，将该类别命名为“均衡型”。潜在类别4与其他类别相比有更多睡眠时间（均值每天8小时左右），将其命名为“睡眠型”，占总人数的29.07%。潜在类别5的运动时间均值（每天2小时左右）高于其他类别在该项时间上的花费，将该类别命名为“运动型”，占总人数的4.26%。

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后发现，我国中小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分配模式存在一定差异。其差异主要集中在游戏、作业、睡眠以及运动的时间分配上。在不同类型学校中，学生的时间分配模式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通过绘制哑铃图更为直观地展示时间分配模式上的校际差异。图1展示了样本中不同区位学校学生的时间分配模式。可以看出，在小学阶段，城市与农村学校的学生在时间分配模式上未出现明显差异。在初中阶段出现了明显差异，有将近31.9%农村学校的学生属于睡眠型，而同类型的城市学校的学生只有24%。到了高中阶段，时间分配模式也未出现较明显的城乡差异。

图 1 学校区位与学生时间分配模式

图2展示了样本中不同性质学校学生之间的时间分配模式差异。在小学阶段，公办与民办小学学生之间出现了略微差异，但是差异不明显。到了初中阶段，公民办差异较大。公办有15.7%的学生属于游戏型类别，而在民办中只有3.5%。公办中有51.6%的学生属于均衡型类别，而在民办中只有30.5%。公办中只有21.3%的学生属于睡眠型类别，在民办中里则高达59.3%。在运动型类别上，公民办差异不明显。在高中阶段，公民办在时间分配模式上的差异相应减少。

图 2 学校性质与学生时间分配模式

图3展示了学校评级与时间分配模式的之间的关系，从该图中可以看出从小学到高中阶段均有一定差异。在小学阶段，强校、中校与弱校之间在睡眠型类别人数比例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强校中，有65.1%的学生属于睡眠型；在中校中，有63.3%的学生属于该类别；但是在弱校中，只有50.8%的学生属于该类别，弱校在该类别的占比明显低于中校与强校。在小学阶段样本中，作业型、游戏型与均衡型均存在一定差异，弱校的人数占比高于强校与中校。在初中阶段，睡眠型与均衡型两个类别上的人数占比出现了一定差异。在弱校与中校中，52.8%与50.6%的学生属于均衡型，在强校中这类别的学生比例为41.9%。在强校中，有36.5%的学生属于睡眠型，而在中校与弱校中的比例为25.1%与20%。在高中阶段，3类学校之间差异又逐渐缩小，无明显差异。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不同类型学校中，学生的时间分配模式存在着明显不同，那么，时间分配模式与校际差异这两组变量是否会对中小学生的身体产生影响？

图 3 学校评级与学生时间分配模式

2. 结果变量：中小学生的肥胖程度（BMI类别）

本研究的结果变量为中小学生的肥胖程度。在问卷中询问了填答者的身高体重信息，可以由此计算出每个填答者的身体质量指数（BMI）。为了防止异常值对研究结果影响，在具体的数据处理过程中将BMI值前后1%作为异常值剔除。接着，本研究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发布的《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标准》，对填答者的BMI指数按该标准划分为“肥胖程度低（偏瘦与正常）”“超重（肥胖程度中等）”与“肥胖（肥胖程度高）”3类。

3. 控制变量

正如前文所述，中小学生存在诸种致胖因素。因此，为了更好地探究时间分配模式与学校因素对中小学生肥胖的净效应，就必须对其他部分变量进行控制。本研究主要的控制变量为学生性别、年龄、抑郁程度、半年中请病假次数与健康情况自评。其中，学生的抑郁程度是通过对问卷中的抑郁量表主成分分析而得。该量表为一个5分类李克特量表，主要询问了学生半年中失落、孤独、悲伤、无聊这4种消极情绪发生的频率。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alpha为0.87，KMO值为0.81，符合统计标准。由于“中小学生学习情况及学习环境调查（2020年）”中并未对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职业、收入、受教育年限）进行调查，忽略此因素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有偏估计。因此，本研究运用学生的健康自评作为代理变量以缓解忽略变量所带来的偏误。具体而言，选择该变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已有研究证实一般自评健康对于同一群体而言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齐亚强，2014）。第二，在青少年健康研究中一致存在双亲经济地位影响论，即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家庭越健全，孩子更容易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与正确的健康认知从而健康自评较高（梁海祥，2017）的结论。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本研究选择学生的健康自评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代理变量。本文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3所示。

（三）计量模型

本研究的结果变量为中小学生的肥胖程度，是一个定序变量，而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包括学生层面与学校层面两个层面变量，如果运用单层次模型进行分析可能会对结果产生较大误差（谢宇，2013，pp. 295），所以本研究采用多层次次序Logistic回归分学段子样本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本研究选取以学校所在地（调查地IP）为随机效应的两层随机截距模型。其中第一层为学生个体层面变量（性别、年龄、请病假次数、抑郁程度、健康自评），第二层为学校层面变量（学校区位、学校性质、学校评级），学生层面的截距会随着学校所在地的不同而变化，充分考虑了学校所在地对截距的影响，但是学生层面自变量的斜率是固定的，不随学校所在地发生变化。该模型具体表达式如下：

其中，i表示第一层（学生层面）的单位，j表示第二层（学校层面）的单位，θk表示不同累计logit对应的截距，μi代表的是截距（学校所在地区）的随机效应。总体而言，当βp的系数为正时，随着xp的增加，结果变量Y（logit）更可能取更大的值。

此外，本研究对小学、初中、高中3个阶段的子样本分别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这3个子样本中校际差异、时间分配模式这两组核心解释变量全部通过，符合次序Logistic回归的模型假定。

四、分析结果

（一）校际差异、时间分配模式与肥胖程度

为了验证前文提出的时间分配假设与校际差异假设，首先按学段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表4展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其中模型1为小学样本的分析结果。在控制个体学生层面变量后，小学生的肥胖程度在不同评级的学校之间存在差异，其中强校学生的肥胖程度显著高于参照项中校学生，中校学生与弱校学生之间无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小学阶段强校学生更容易出现肥胖现象。总体来说，我国的小学入学方式为就近入学，主动择校现象并不普遍。那么，在小学阶段肥胖程度的校际差异假设成立，学校评级（学校自评层级）可以塑造学生的身体。对于此现象，本研究认为人们对于小学阶段好学校的评价标准与初中、高中阶段有很大不同。在小学阶段，人们认知中所谓的好小学可能并不是以升学率为导向。在本研究关注的时间分配模式中，强校小学有65.1%的学生属于每天睡眠8小时以上的睡眠型模式。在控制学校层面以及其他个体层面的变量后，我们发现，小学阶段肥胖程度的时间分配假设也成立。游戏型与均衡型（作业时间略小于作业型模式）这两种时间分配模式的学生在肥胖程度上显著高于参照项的睡眠型学生。这表明对于总体小学生来说，过多的电子游戏、作业等静态行为时间可能会增加其肥胖几率，这一结论符合之前已有研究（程兰等，2016）。因此，在小学阶段肥胖程度的时间分配模式假设成立。

模型2为初中样本的分析结果。在控制了个体层面变量后发现，学校评级、学校区位对初中生的肥胖程度均无显著影响。学校性质在0.1显著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初中生的肥胖程度可能存在公民办差异，与公办学校学生相比，民办学校学生的肥胖程度低于公办学校。因此，在初中样本中也存在肥胖程度的校际差异，该假设在此也成立。在控制学校层面与其他个人层面变量后，初中样本中同样也存在肥胖程度的时间分配差异。与参照项睡眠型模式的学生相比，作业型模式与游戏型模式的学生的肥胖程度显著偏高。这一结果与前人对初中阶段的研究相似（马颖等，2017），即更多作业时间、游戏时间以及相对更少睡眠时间可能会增大学生的肥胖几率。在初中阶段样本中，时间分配模式假设成立。

模型3为高中阶段样本的分析结果。根据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在控制了个体层面变量后，学校层面的3个变量均不显著，这意味着高中阶段可能不存在肥胖的校际差异，无法验证肥胖的校际差异假设成立。对于此差异本研究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更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塑造，而到了高中阶段个人的能动性增强，环境对其的影响相对减弱。在肥胖的时间分配模式差异上，高中样本的结果与初中、小学样本的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异。在高中样本中，运动型模式学生的肥胖程度显著低于参照项睡眠型模式的学生，而睡眠型模式的学生在肥胖程度上与游戏型、作业型、均衡型3类无显著差异。究其原因，本研究认为时间对于小学生、初中生与高中生来说具有不同意义。对于小学生与初中生来说，时间往往是被学校制度化和“管控、规训”的，而高中生则会在制度化的时间中采取一系列“消极反抗”行为，如上晚自习时打游戏、上课打瞌睡等。在高中阶段，学生的身体被管理的同时还会与这套制度化的规则进行博弈，这一点在已有的学校民族志研究中已有探讨（李彩虹、朱志勇，2020）。此外，本研究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我国高中生的时间分配模式具有极高的同质性（可结合前文图1、图2、图3），样本中78.3%的高中生均为分配较多作业时间的均衡型与作业型。因此，对于高中生来说学校层次对其身体的影响较弱。

(二 ) 时间分配模式的异质性分析

如前文所述，在小学、初中与高中3个子样本中均发现了肥胖的时间分配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否存在异质性？即差异随着学校因素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吗？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校际差异变量与时间分配变量均为类别变量，为了方便结果解读，最终选择继续划分子样本的方式进行异质性分析。前文已经论证，高中阶段不存在肥胖的校际差异，所以本部分主要分析小学阶段与初中阶段，同时结合上文的分析结果划分出小学（弱校）、小学（中校）、小学（强校）、初中（公办）与初中（民办）5个子样本。

表5展示了中小学生时间分配模式的异质性分析，统计结果显示在小学阶段时间分配模式对肥胖程度的影响并不会随着学校自评层级的强弱发生巨大变化。其中，在弱校小学样本中，虽然作业型模式学生的肥胖程度高于参照项睡眠型模式的学生，但是由于弱校学生样本量过低，结论可能不稳健，但这并不妨碍研究者将其作为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问题来思考，是否弱校学生因过多作业时间从而对其身体造成影响？⑤模型5与模型6为小学阶段强校与中校的分析结果，结果发现在小学强校与中校中，时间分配模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相同（回归系数大小也相近），均为均衡型（较多作业时间）、游戏型模式的学生在肥胖程度上显著高于睡眠型模式的学生。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交互分类，在小学样本中分别有9.2%与19.3%的学生属于均衡型与游戏型模式。在均衡型与游戏型模式类别里中校与强校学生的占比均超过90%。那么这意味着在各个层级的小学中，将更多时间分配在玩电子游戏与做作业上更容易导致学生的肥胖。

模型7与模型8为初中阶段的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初中阶段中肥胖的时间分配差异存在异质性。在公办初中样本中，作业型、游戏型模式在肥胖程度上显著高于参照项睡眠型，而运动型模式的学生显著低于睡眠型学生。而在民办初中样本中，作业性、游戏型、均衡型、运动型模式与参照项睡眠型模式之间均无显著差异。这意味着相较于民办初中的学生而言，公办初中的学生参与更多体育运动可以降低肥胖几率，更多静态行为时间也会增大其肥胖几率。究其原因，本研究认为民办初中的学生在时间分配模式上也存在高度同质化。样本中民办初中学生有59.3%（近60%）属于睡眠型的，可能正因为这种同质化使得民办学校出现了与公办学校之间的差异。

五、结论与建议

青少年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基石，但是目前超重、肥胖已成为威胁其身心健康的重大问题。为此，本研究运用“中小学生学习情况及学习环境调查（2020）”数据，主要探讨学校层面的校际差异与学生层面的时间分配模式如何共同作用于学生身体。本研究主要有以下3点结论。

第一，学校差异已成为影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在小学阶段，学校自评层级（学校评级）对学生的肥胖程度具有一定的影响，强校的学生相对于中校的学生更容易出现肥胖的情况。在初中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在肥胖程度上显著高于民办学校学生。在高中阶段，学校因素对学生身体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小学与初中阶段学生的身体更容易受到外在环境——学校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认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合理利用这一结构性特征，明确学校（特别是小学、初中）在预防中小学生肥胖中的主体作用，培养中小学生正确的健康认识和生活习惯。

第二，中小学生的肥胖程度存在明显的时间分配差异，并随着学段不同呈现出两种特征。在小学与初中阶段，将更多时间分配在作业时间上的作业型与将更多时间分配在游戏上的游戏型学生更容易出现肥胖现象。在高中阶段，将更多时间分配在运动上可以降低肥胖几率。此外，从总体时间分配模式来看，样本中所有学生仅有4.26%为运动型时间分配模式，说明中小学生的体育运动非常缺乏。因此，本研究认为学校应当树立“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将教育重心回归学生健康，适当优化作业布置，增加每日运动时间并监管手机等电子设备使用，借助家庭、社区等多方力量预防学生肥胖。

第三，中小学生肥胖的时间分配随着校际差异存在异质性表征，初中阶段尤其突出。在公办初中，学生的肥胖程度存在着时间分配上的差异，但是在民办初中这一差异不显著。这意味着从学生身体的角度看，我国的初中已经按照学校性质分成了两个层级。本研究认为这是由于民办初中学生时间分配模式过于同质化导致的，但是一定存在着其他更重要的因素而值得后续研究挖掘。在我国初中教育阶段，民办初中主要是由个人、企业或者社会团体等非政府主体创办的私立学校、民办随迁子女学校（这类学校大多在农村地区）与外籍子女就读的国际学校这3类，这3类学校之间的具体差异以及与公办学校的差异在以后的研究中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目前关于民办学校的各种讨论正在成为社会的热点，本研究虽然未有深入的分析，但是这个结果也给我们讨论“民办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和一个可供参考的观点——在学生健康问题上，学校性质的影响效应可能不同。

本研究以“个体为中心”为视角，将学校层面因素纳入了中小学生的健康研究中，丰富了中小学生健康不平等研究的视角，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研究的数据采集是为回答特定问题（“作业管理、睡眠管理、读物管理、手机管理、体质管理”5大管理问题）而展开，样本的获得无法严格按照随机抽样原则执行，只是考虑了东、中、西部的人口及区位因素，导致统计推论的准确性可能存在不稳定情况。第二，与大型数据库调查及追踪调查不同，考虑到数据采集的时效性和可执行性要求，无法对样本的家庭因素（父母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等更复杂背景信息进行采集。为弥补这缺失不足，本研究选择了“健康自评”作为代理变量，并通过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遗漏变量造成的偏误。这些问题渴望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逐渐解决。

（张文明工作邮箱：wmzhang@soci.ecnu.edu.cn；陈嘉晟为本文通信作者，工作邮箱：52193500004@stu.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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